中国兴起“另类”养宠热潮 背后风险需被“看见”******
中新社长沙10月15日电 (记者 唐小晴)“我的宠物鸡不仅可爱，生蛋也很厉害。每天从鸡窝捡蛋，也是一种乐趣。”27岁的周婷(化名)忙着给自己的爱宠芦丁鸡喂食。
芦丁鸡是近年来由斑翅山鹑与蓝胸鹑杂交形成的新品种，成年人拳头大小，重约50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鸡”。它们因可爱外表和下蛋习惯成为中国宠物主们的最新陪伴。
半个月前，在长沙工作的周婷网上购买了12只芦丁鸡，希望靠这些小鸡实现“吃蛋自由”。“饲养在玻璃和木质箱里，配备灯光、楼梯和植物，就像‘娃娃屋’。芦丁鸡比较好养，控制好‘鸡窝’温度就行。”周婷说，一些宠物主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鸡的日常生活、养鸡心得和“捡蛋”视频。
随着中国宠物产业蓬勃发展，芦丁鸡只是越来越流行的众多奇异宠物中的一种。近些年来，变色龙、蜜袋鼯、壁虎、刺猬和羊驼等非传统宠物纷纷现身市场，“异宠经济”成为新时尚。不少人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等社交媒体“晒”它们，赚取大波流量。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内容价值研究白皮书》显示，满足用户猎奇心态的异宠内容受关注度逐渐上升，在萌宠内容热度中占比在5%至15%之间。以“异宠”为主题的博主，也在各大社交平台渐流行。
彭群凌在长沙开了一家宠物寄养训练酒店，狐狸、鸭子和猪都来“住”过。“兔子、鹦鹉、仓鼠和蛇都是年轻人的爱宠。一些人为了让饲养的狐狸听话、定点大小便，专门送来训练。”彭群凌表示，短视频传播让一些不常见宠物更多进入大众视野。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成胜认为，部分年轻人为追求新奇、彰显个性，并吸引更多人关注，于是标新立异，放弃猫狗等传统宠物，转而去养新奇宠物。
“好看、安静省心是异宠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比如，蜜袋鼯萌萌的外表及亲人的性格就让人喜爱。”谢新(化名)开了一家专售蜜袋鼯的商店，最贵的蜜袋鼯达12000元人民币一只。
不过，火爆的异宠市场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出于猎奇、跟风饲养的宠物主，不充分了解异宠习性，遇到异宠“不亲人”“味大”“难养”等问题就会弃养。兽医不专业、邮寄不正规、销售方缺乏资质等问题亦突出。
记者还了解到，异宠未经过人类长期驯化，一些仍具攻击性，对人的生命安全存在潜在威胁；某些异宠携带寄生虫、细菌和病毒，或给饲养者带来健康风险。
“随意饲养和买卖一些异宠，可能会触犯法律。还有国外的特有物种，未经批准偷运入境，饲养和买卖都涉嫌违法，可能还会导致外来物种侵袭。”资深律师郭瑄说，目前无针对异宠的专门法律法规，公众饲养异宠，仍处在一个“无法可依”的空白地带。
他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另类宠物的种类、管理、健康、生态等方面限制和约束异宠饲养行为，出台一个方便执法的“黑白名单”，确保产业良性发展。
一些专业人士还表示，相关部门和售卖平台应做好充足知识普及和风险提示，给猎奇的消费者泼冷水，提醒理性买单。“相比传统宠物，一些养异宠的人群对待异宠也会科学、谨慎。”彭群凌认为，若不在网络平台上夸大和过分渲染异宠，在不触碰法律、法规和不影响他人情况下，“另类”养宠小范围内自我发展没什么问题。(完)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